日前，一起“老師勸退中考生”的新聞引發關注。

根據媒體報道，江西南昌一名家長表示，孩子在中考前疑似接到班主任的信息，告訴孩子不要報名參加中考，交換條件是照樣給畢業證，“如果報了的話，考到290多分才發給你畢業證”。家長表示孩子沒有及時與家人溝通，直到事后才知道孩子沒有參加考試，“雖然成績不好，但參加中考是學生的權利”。

(資料圖)

事件在網絡發酵之后，南昌市教育局在《情況通報》中表示此事“基本屬實”，南昌市灣里實驗學校某班主任暗示學生放棄中考。教育局將督促當地教育部門與校方與家長溝通，妥善處理此事，追究相關人員責任。

“老師勸學生棄考”并非今天才有的新聞。從網友反應看，類似現象在不少人的生活經歷都曾出現。而且老師對畢業學生的干預也不僅限于“考，還是不考”，“干預高考志愿填報”也是常見操作。這種干預也有不同方式，“暗示”“明示”“威逼”“利誘”“軟硬兼施”均有。

班主任為什么要干預畢業生的升學選擇？除了“這是為你好”的表面說辭之外，升學率與老師的KPI才是直接誘因。升學率、本科達線率等“指揮棒”直接與校方與老師的利益掛鉤，可以影響學校的經費劃撥、老師的獎金待遇，這恐怕才是要求學生棄考的深層原因。

但問題在于，學生并不是犯罪嫌疑人，也不是需要服從全隊的隊員，參加升學考試乃是他們的固有權利，班主任沒有資格“建議”學生“認罪認罰”或是“成全大我”。學生家長的質疑是合乎公平公正原則的：參加考試是學生的權利，他們不能拿走這個權利。

另外，初中畢業生一般都是十五六歲，仍然是未滿十八歲的未成年人，在法律意義上不具備獨立的民事行為能力。“要不要參加升學考試”這樣重大的決策，依法應當征求監護人的意見。這起事件之所以引爆輿情，也正是因為當事學生的家長反映，教師并未與他們充分溝通。嚴重地說，教師的這種行為干涉了監護人的權利，已經涉嫌違法。

從現有的事實來看，班主任的做法顯然是錯誤的。除了未能與家長溝通之外，他還拿出“畢業證”的誘餌來做交換，這又不免有了違反公正公平的嫌疑：如今的初中畢業考試已經與中考“合二為一”，該生既然不參加中考，又如何可以順理成章地拿到初中畢業證？

中考是選拔性考試，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或是適合上高中；不同學生的資質稟賦與個人意愿也千差萬別，學生自然也有選擇“不參加中考”的權利；對于“是否參加中考”這個抉擇，包括同學、長輩在內的旁人自然可以給出建議。

然而，教師的身份畢竟不同于旁人，在師生關系中處于上位者，很多時候擁有近乎“生殺予奪”的權力。教師的一句批評一聲表揚對學生都影響巨大，遑論涉及升學這么重大的“建議”。作為利益相關者，教師更應審慎使用手中的權力，避免“裁判員下場踢球”的嫌疑。

“建議”與“干預”的區別在于，老師的建議是否充分溝通了家長，又是否存在影影綽綽的“威逼利誘”。如果是威逼的話，那么相信沒人會認同這種“建議”；而如果是利誘的話，是否損害了公平公正原則乃至于牽涉第三方利益，也是應當嚴肅看待的問題。哪怕班主任的建議“合情合理”，最終的決定權仍然要還給學生家長。否則的話，當事班主任這種涉嫌違反未成年人保護法的行為，理應予以明文禁止。

在這起“老師勸學生棄考”的事件中，“棄考”與“勸”并不是重點，背后的“升學率”這根指揮棒才是問題的關鍵。如果這根指揮棒可以誘使教師干預學生的升學選擇，侵蝕個體的權利邊界，那么“棄考”與“勸”確實會異化為公眾印象中的其他意味。

就類似事件而言，教師在沒有家長在場，或未與家長充分溝通甚至干脆繞開家長的情況下，給予學生任何的“建議”都是不妥當的，這種行為理應嚴格禁止。校方與教師都有責任保證教育上的機會平等與公平公正，尊重彼此的權利邊界，讓每一名學生都能更好地成長。

王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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